1425年，明仁宗朱高炽猝然离世，太子朱瞻基时居南京，而他的叔父汉王朱高煦则在乐安，两人皆远离京城。此时政局极为敏感：朱瞻基需争分夺秒，从南京赶回北京继承大统；朱高煦却谋划派人于途中截杀侄子，以图篡位。表面乐安与北京仅350公里之隔，南京到北京却有近千公里，汉王理应更快获知变故，更易在路途中设伏。

历史却发展得出人意料。朱瞻基安然抵达京城，顺利即位，朱高煦并未对其造成威胁。因此，不少历史研究者，诸如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的等，不禁推测：朱瞻基是否提前获悉父逝之消息，甚至暗含弑父之嫌？

从权力运作和信息传递角度来朱高煦并非一定能够先知其父逝世，也未必真有截杀成功的可能。实际上，朱瞻基能够顺利避开杀机，无需提前得到密报，原因在于：朱高煦在发动截杀方面存在明显三大不利。

其一，朱高煦长期在京师安插密探，试图捕捉政治动荡之机。朱高炽去世时极为突然据《明仁宗实录》记载，上午尚觉身体不适，数小时后便病危，傍晚即驾崩。如此事发突然，只有皇后张氏与少数重臣在场，消息未广泛流传。张皇后更立即下令暂时秘不发丧，同时派心腹太监海寿与礼部官员况钟火速前往南京，迎接太子回京。她还让幼子襄王秘密监国，并命重臣夏元吉辅佐政务。由此可见，这一系列部署均属绝对保密，京城随即戒严，消息外传几乎无可能。

朱高煦的探子虽潜伏京中，却鲜有地位，仅凭直觉难以第一时间获悉皇帝死讯。而在严密戒备下，探子也难以悄然离城通报于汉王。反倒是太子的召唤和返京更为直接高效。如此朱高煦的信息链条并不占优势，动员截杀行动难以迅速展开。

第二，关于设伏截杀的可行性。许多人脑补汉王派遣武艺高强的杀手，于太子必经官道埋伏，但这与实际差距甚大。明代太子的出行阵仗极大，即便此番标榜“轻车简从”，实际仍有礼部官员亲自护送，更有专业的仪仗队护卫。更重要的是，朱瞻基携带了一批精锐轻骑兵，人数虽未详载，然以仪仗队数百以及明代太子护卫动辄过千的惯例估算，这支护卫队规模极大。区区数名刺客或小规模武装根本无法突破层层防卫，若要真正实现伏击，朱高煦必须调集上千甚至万余精兵，正面与太子队伍冲突。

但此时的汉王，手头能动员的，仅为自己的亲卫队。明初藩王虽有数支护军，总兵力可达万人，但朱高煦因有夺嫡之心，早被削去两支，仅留一支数千人。且其造反尚未公开，调动大军必然引起地方与朝廷高度警觉。部队从乐安出发，需经多府县，若调派过多人员，势必遭遇阻拦、上报，反而演变为公开叛乱。如此高风险，仅为截杀太子，得不偿失。

第三，即使朱高煦孤注一掷成功伏击太子，能否真改写皇位归属？答案依然是否定的。朱瞻基虽为太子，但真正控制皇权的张皇后等核心力量均在北京，朝廷可直接择次子为嗣，并以缉杀逆贼为名，调动国力诛伐汉王。袭杀太子只会逼迫朝廷全面动员镇压，其本身连大本营都未稳固，处境愈发危险，根本无力发动全面政变。

事实上，朱瞻基一路返京，原本也有人忧虑汉王会在途中设伏。况钟勇敢主动承担护送太子任务，其他礼部官员却望而却步。太子则选择信心满满地启程，他坚信神器非乱臣贼子所能觊觎。贵为太子，不仅护卫众多，其路线也早有朝廷安排。他毫无阻碍地返回北京，朱高煦并未实施任何实际拦阻。

明史中对此亦有微妙记载：“高煦谋伏兵邀于路，仓卒不果。”这句“仓卒不果”极耐人寻味。究竟是已派兵但未果，还是始终停留于谋划阶段？结合前述分析来朱高煦实际并未真正付诸行动。更大的可能是，其仅因消息滞后，仓促议定伏击，后经过与属下商议权衡，最终认定不具可行性而作罢。这桩伏杀计划，最终也仅为败局后罪名之一。

综上所述，朱高煦欲截杀朱瞻基，虽有心谋权，却在三重劣势之下，难以付诸实践。无论消息获取、兵力部署，还是政治影响，汉王始终力不从心，最后不过成为政坛一段空想与后世史家的谈资。